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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序

论篇数,此集只选了旧作小说五篇,为是教集子短小精悍,也就是“愣吃鲜桃一口,不吃烂杏一筐”的意思。

论体裁,这里只选了小说,而没有选剧本,诗歌与杂文,因为杂文随写随发表,向不留底稿,也不汇存印之成件;剧本与诗歌虽然写过,可都不高明,故放弃之。通俗文艺则在抗日战争中开始学习,写得不大像样子,所以也不去管它。

论时期,这五篇都在何年何月写起与写成,和在何年何月在哪里发表,都已记不清楚;就是哪篇写成在前,哪篇在后,也记得不完全。我的写作的态度是:在下笔的时候,永远很用心,不肯敷衍了事;除万不得已(如在索稿太急,或身体不好等情形下)我不肯将太坏的东西拿出去。可是,作品一经发表,即似“嫁出的女儿,泼出的水”,我不再注意它们,所以很容易忘了它们的生年日月,大致的说,这五篇都是在一九三○年与一九三七年之间写成的。这就是说,写这几篇的时候,我已有了一些写作的经验;我的写作生活是由一九二四年开始的。在写《黑白李》之前,我已发表过四部长篇小说了。

论技巧,《黑白李》是不很成熟的,因为它产生在我初学乍练写短篇小说的时候——我是先发表过几部长篇,而后才试写短篇的。《断魂枪》,《上任》和《月牙儿》三篇,技巧都相当的有些进步;《月牙儿》是有以散文诗写小说的企图的。至于《骆驼祥子》,则根本谈不上什么技巧,而只是朴实的叙述。它的好处也许就在此:朴素,简劲有力。

论语言,在这几篇里,除了《月牙儿》有些故意修饰的地方,其余的都力求收敛,不多说,不要花样,尽可能的减少油腔滑调——油腔滑调是我的风格的一大毛病。我很会运用北京的方言,发为文章。可是,长处与短处往往是一母所生。我时常因为贪功,力求俏皮,而忘了控制,以至必不可免的落入贫嘴恶舌,油腔滑调。到四十岁左右,读书稍多,青年时期的淘气劲儿也渐减,始知语言之美并不是耍贫嘴。

论内容,这五篇作品中,倒有四篇是讲到所谓江湖上的事的:《骆驼祥子》是讲洋车夫的,《月牙儿》是讲暗娼的,《上任》是讲强盗的,《断魂枪》是讲拳师的。我自己是寒苦出身,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。我的职业虽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,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。打拳的,卖唱的,洋车夫,也是我的朋友。与苦人们来往,我并不只和他们坐坐茶馆,偷偷的把他们的动作与谈论用小本儿记下来。我没作过那样的事。反之,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,我并没有“处心积虑”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,而只是要交朋友。他们帮我的忙,我也帮他们的忙;他们来给我祝寿,我也去给他们贺喜,当他们生娃娃或娶媳妇的时节。这样,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,而不是仅仅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。我所写的并不是他们里的任何一位,而是从他们之中,通过我的想象与组织,产生的某一件新事或某一个新人。举个例说:在我的朋友里,有许多是职业的拳师,太极门的,形意门的,查拳门的,扑虎门的,都有。但是,他们没有一位像《断魂枪》中的那几位拳师的,而且也根本没有那么个故事。其中的人与事是我自己由多少拳师朋友里淘洗出来,加工加料炮制成的。

在这里附带的说,《断魂枪》的材料原本够写一部长篇的,因索稿火急,就放弃了原来计划,而写成了一个短篇。我相信,这个短篇,虽然那么短,或者要比一部长篇更精彩一些。写小说,我以为,不怕馅大皮薄,而怕空洞无物。《月牙儿》那篇,也是长篇改造的。它原名《大明湖》,有十几万字。“一。二八”,日寇放火,烧了东方图书馆,《大明湖》原稿也烧在里面。我之所以敢大胆的试用近似散文诗的笔法写《月牙儿》者,正因为我对故事人物因已写过一遍而非常的熟悉,可以从容不迫地在文字上多下功夫。

论思想,在我的初期的作品里所表现的是兴之所至,写出我自己的一点点社会经验。兴之所至的“兴”从何而来呢?是来自五四运动。在五四运动以前,我虽然很年轻,可是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,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。到了五四运动时期,白话文学兴起,我不由得狂喜。假若那时候,凡能写几个字的都想一跃而成为文学家,我就也是一个。我开始偷偷的写小说。我并没想去投稿,也没投过稿。可是,用白话写,而且字句中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,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!再有一百个吴梅村,也拦不住我去试写新东西!这文字解放(以白话代文言)的狂悦,在当时,使我与千千万万的青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,消耗了多少纸笔!

这种狂悦可并不一定使人搞清楚思想,反之,它倒许令人迷惘,伤感,沉醉在一种什么地方都是诗,而又不易捉摸到明朗的诗句的境界。我就是那样。我想象着月色可能是蓝的,石头是有感觉的,而又没有胆子把蓝月与活石写出来。新诗既不能得心应手,有时候我就在深夜朗读《离骚》。

不过,五四运动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。不管一个青年怎样发疯,要去摘天边的小月,他也不会完全忘记了国家大事。再加上那时节所能听到的见到的俄国大革命的消息与马克思学说,他就不单忘不了国家大事,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。这个伟大的理想与启示否定了月亮是蓝的。况且,拿我自己来说,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,一向是守着“命该如此”的看法,现在也听到阶级斗争这一名词,怎能不动心呢?

一九二四年到伦敦的东方学院去教华文,我开始写小说。有了前边的一点叙述,我能写出什么样子的小说是很容易猜测到的。一方面,在文字上,我拚命的利用白话所给我的便利,横冲直撞,哪管什么控制与选择。另一方面,我多少写出点反帝反封建的意思来。我说“意思”,那就是说我并没能下功夫有系统的研读革命理论的书籍,也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方法。我只借着自己一点点社会经验,和心中自幼儿积累下的委屈,反抗那压迫人的个人或国家。《老张的哲学》与《二马》都足以证明我确有这点“意思”。

一九三○年回国,思想比在留英的时候稍稍进步了些。在归途中,因缺少旅费,在人种汇聚的新加坡住了半年。在那里,中学生的思想却比我还前进。他们生长在真正的殖民地,恨不能马上把帝国主义者一脚踢了走。据他们看,我的作品,即使有那么一点“意思”,都是游戏笔墨,未曾搔到痒处。这使我不安,因不安而想改进自己。

回到国内,文艺论战已放弃文学的革命,进而为革命的文学。配备着理论,在创造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。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,所以还继续创作,没有参加论战。可是,对当时的普罗文艺作品的长短,我心中却有个数儿。我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,而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。一来二去,我开始试写《黑白李》那样的东西。我之所以这次选用《黑白李》者,并非因它比别的短篇好,而是拿它来说明我怎么受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。

在今天看起来,《黑白李》是篇可笑的,甚至于是荒唐的作品。可是在当时,那确足以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变动。诚然,在内容上,我没敢形容的白李怎样的加入组织,怎样的指导劳苦大众,和怎样的去领导斗争,而只用传奇的笔法,去描写黑李的死;可是,我到底看明白了,黑李该死,而且那么死最上算。不管怎么说吧,我总比当时那诬蔑前进的战士的人,说他们虽然帮助洋车夫造反,却在车夫跑得不快的时候踢他两脚的,稍微强一点了。而且,当时的文字检查也使我不愿露骨地形容,免得既未参加革命,而又戴上一顶“红帽子”。

到了《上任》与《月牙儿》,我的态度已由消极的否定黑李,改为积极的描写受压迫的人了。在《月牙儿》的前身《大明湖》里,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员,他是《月牙儿》中的女主角的继父。《大明湖》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,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节否?虽然如此,我却没给《月牙儿》中的女人,或《上任》中的“英雄”们,找到出路。我只代他们伸冤诉苦,也描写了他们的好品质,可是我没敢说他们应当如何革命。为什么呢?第一是,我看见在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,往往内容并不充实,人物并不生动,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,像:几个拣煤核的孩子,拣着拣着煤核儿,便忽然喊起:我们必须革命。我不愿也这么写。第二是,我只模糊的由书本上知道一点革命的理论,不敢用这一点理论去写革命的实际。第三,我的一点文艺修养到底是来自阅读西洋古典文学,所以我总忘不了重视人物,语言,思想,结构,写景等各方面,而不专注意或偏重思想。这样,我在一方面,能够相当巧妙地,深入浅出地,用人物语言等掩护思想,使作品偷渡过检查的税卡子;在另一方面,我的作品,在思想上,和在由思想而发生的行动上,便缺乏了积极性,与文艺应有的煽动力。这必不可免的使能猜透我的潜伏在故事下面的真义的人觉得不痛快,不过瘾。讥我为“要吃又怕烫嘴”;使看不到这么深的人觉得莫名其妙。因此,我自己也必须承认:我是个善于说故事的,而不是个第一流的小说家。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,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。最糟的,是我,因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,写了《猫城记》,在其中,我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,政客与统治者,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,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。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,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,而不明白他们的热诚与理想。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,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。

《骆驼祥子》因为是长篇,又比《上任》与《月牙儿》,无论在思想上与描写上,都更明确细致了些。可是,我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,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。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:“体面的、要强的、好梦想的、利己的、个人的、健壮的、伟大的祥子,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;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,埋起这堕落的、自私的、不幸的、社会病胎里的产儿,个人主义的末路鬼!”(这几句在节录本中,随着被删去的一大段删去。)我管他叫“个人主义的末路鬼”,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。在“祥子”刚发表后,就有工人质问我:“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,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?”我无言对答。

以上,是我乘印行这本选集的机会,作个简单的自我检讨。人是很难完全看清楚自己的,我说得对与不对,还成问题。不过,我的确知道,假若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,没有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明确的指示,这篇序便无从产生,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懂什么叫自我检讨,与检讨什么。我希望,以后我还不偷懒,还继续学习创作,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那么去创作。

载一九五○年八月二十日《人民日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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