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知道你所谓的文明是什么回事。我可以请问你这一点，第一因为你是聪明而有学问的人，第二因为你老是提到文明，这顶顶大名的文明。
战前，我在一家工业实验室里当助手。很好的小差事。但老实说，万一我侥幸在这场大难中生还，我决不再干我的老行业了。乡下！纯粹的乡下！远离一切该死的工厂，到一个再也听不见你们的飞机和机器轰隆轰隆的地方去：从前，当我对什么都莫名其妙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些东西好玩，现在却恨透了，因为它们便是这次战争的灵魂，这次战争的原则和理由！
我恨二十世纪，犹如我恨霉烂的欧罗巴与全世界。这个不幸的欧洲，在世界上仿佛一个油脂的斑点。我知道这一类大而无当的字眼未免可笑：可是算了罢！我并不对大家讲这些话，而且这种可笑至多不过跟旁的可笑一样！我已对你说过，将来到山里去，尽可能的孤独。我本想隐居在野蛮人中间，黑人堆里，但真正的黑人此刻已经没有了。他们都会骑自行车，会要求勋章。我不上黑人那里去：把他们领入歧途的事，我们都干了；在索阿松我亲眼看见的……
今年春天，我在索阿松，跟全部的G.B.C.一起。我猜到G.B.C.三个字对你毫无意义；这又是要文明负责的：它己经七拼八凑的造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语言，不久，恐怕人类要把语言糟蹋成一种电报式的切口了，没有味道的，无所谓美不美的。
德国军队的撤退，把前线移到伏克萨伊翁与拉福一带，打得相当凶。一个象拉福磨坊那样的据点，简直是伤口底里的一根刺：老是教它发炎。五月初头，咱们对这个磨坊来了一次剧烈的攻击，差不多我全部的队伍都得上火线。军官对我说：
“至于你，伍长，你留在医院里，负责A.C.A.的担架。我们会派人来帮你。”
现在我完全领会到军事用语的奥妙了。一听到说派人来，我很明白决没有人来，果然，我就只有四个废物，四个谁都不要的魔病鬼。
从星期六起，来的伤兵每起总是上百。我按步就班把他们装满了A.C.A的各个房间。
实际上，工作完全不行。我那些东倒西歪的担架伙没有法子搭配，跌来撞去把伤兵疼得直叫。在堆积如山的活计中间，他们随便的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整个的A.C.A.烦躁地跺着脚，好似一座人肉工厂得不到原料而在那里空转。
我应该替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A.C.A。在军中俗语里，便是“自动救护队”，换句话，是新发明的最完备的救护组织，跟架在铁道上的四百生的大炮一样，是科学的杰作。它跟军队一起移动，带着马达，蒸汽机，显微镜，化验室，以及现代医院的全副配备。从最前线专管粉碎与毁灭的工场里出来，伤兵们遇到的第一个大修理站，便是这A.C.A.。战争机械破坏得最厉害的零件都送这儿来。一批熟练的工匠赶紧扑上去，急急退开螺旋，用内行的目光加以检查，好似检查什么水汽并用的制动机，闭锁机，或瞄准器。倘使破坏得厉害，便加以适当的改造；倘使“人肉材料”并不完全无用，就仔细的修理，使它一有机会便可再用，这就叫做“兵员的保存”。
我已经说过，A.C.A.好象一架到了白热化的机器，震动得厉害。我的担架夫，象烂醉的脚夫，毛手毛脚的给它递进几个伤兵，立刻消化了，淘汰了。而工厂继续叫吼，犹如古代的妖魔，闻到了牺牲品的第一阵香味而胃口更好了。
我捡了一副担架。一个伤了脖子的炮兵，在等待开刀的期间很乐意帮我一臂。我在杂沓的人堆中指挥我的队伍。正好走过一位将官阶级的人，深思的脸上露着笑容，头上戴着钢盔，对我说：“你的担架工作不行哪。我去派八名马达加斯加人来给你。都是出色的夫子哪。”
十分钟后，我的马达加斯加人来了。
其实那是一组杂色的黑人，不过马达加斯加人多一些，从第一军的殖民地部队抽出来的样品，他们的队伍正在拉福前面恶斗。有几个是看不出年纪的苏丹人，打皱的，漆黑的，制服下面藏着颜色发绿的符咒，发出一股皮革、汗水、与外国香油的味儿。至于马达加斯加人，却是中等身材，外表瘦弱，好象一批漆黑的、严肃的小娃娃。
他们拿了皮带，照我的命令开始搬运伤兵，沉默，冷淡，仿佛搬运棉花包进货栈。
我满意了，就是说安心了。A.C.A.喂饱之下，劲道十足的工作起来，隆隆的声音，象加足了油的机器，全部零件都闪闪发光。
说发光，并不过分。我走进开刀的营房就眼睛发花。天色刚黑，在那年突如其来的美妙的春天，那是最热的一夜。连续的炮声，有如一个巨人害了病发抖。病房里满布着骚动混乱的痛苦，由死亡在那里调整秩序。我在黑暗的园子里深深吸了几口气，走进开刀的营房。
里面分成好几部。我闯进去的那一间，是屋子侧面突出的地方，热得象熔炼锅炉间一样。许多人在那里洗、刷、磨一大堆发光的器械；另外一批照料着象熔焊灯般发热的炉灶。时时刻刻有人进出，伸直了胳膊托着扁匣子，恭而敬之的，犹如侍候饭席的听差。
“这儿热得很啊，”我勉强寻出一句话。
“到隔壁去，那边好多了，”一个象地神一样满面于思的矮子，嘻笑着回答。
我拉开一条帘幕，觉得走进了妖怪的怀里。在四面有阶梯的一个宝座上，我看见了妖魔的心脏。那是所谓耐压浸渍机，一口其大无比的锅子，放得下整只的小牛。它平躺在那儿，放出震耳欲聋的水汽，声音的单调可以使你忘掉时间与空间。可怕的声响突然停住，那时我简直觉得是时间的终止。在机器上面，一排沸腾的蒸锅，老是咕噜噜的叫。一个人象舵工般拨着一个大转盘，螺旋退开了，锅盖转过一边，露出一个沸腾的肚子，藏着各种的匣子和包裹。
在锅炉的高热度之后，来一阵潮湿的闷热，象浴场或暖室里的空气。
“伤兵在哪儿开刀呢？”我问一个在大铜盆内洗橡皮手套的人。
“在那边，手术室里啰！但是不要从这一边进去。”
我又沉入了黑夜，沉入清凉的窟窿，飞也似的回到待诊室去找我的夫子。
那时他们搬来大批骑兵。从早上起就有一师骑兵在作战。法兰西最壮健的男儿成百的倒在地下，等在那里，好似一些破损的雕像，其余的部分仍是美好的。天哪！那般强壮的、一貌堂堂的家伙！四肢那么粗，胸脯那么宽，他们竟不相信会死，宝贵的血从伤口往外流的时候，他们还在连笑带骂的，希望能阻止破烂的皮肉崩溃。
“我么，”其中有一个说，“他们要把我的烂肉怎么办都可以，但是要我上闷药，嘿！那可不行！”
“是呀，”另一个说，“怎么都可以，只不能把它截掉！我还用得着我的脚呢，哪怕七零八落，我还是要的！”
这两个刚从X光室出来，被单下光着身子，绷带上扣满了花花绿绿的纸条，草图，公式，一些代数般的注解，说明他们的伤，列举他们的苦难与器官的损坏。
他们讲起这第一次实验室旅行时，仿佛非常懂事的孩子，承认现代的人倘不经过科学的精密的纪律，是既不能活也不能死的。
“他怎么说的，这X光部的医官？”
“他说是前后尻骨轴……那，我本来就疑心到。”
“我的，却是肚子。他说‘腹部’，但我明明知道是肚子。嘿！管它呢！但我不愿意上闷药，那，我可不依！”
手术室的门忽然打开，一大片亮光冲进待诊间。有人喊道：
“轮到谁呀？伤肚子的先来！”
担架夫理好皮带，两个讲话的给抬走了。我跟了担架进去。
长方形的手术室，明晃晃的嵌在黑夜里，好似石炭中间一颗宝石。门一关上，我给亮光包围了。天顶上，一块洁白的帆布加强了灯光。平坦而有弹性的地面上，扔满了鲜红的布条，护士们正在急急忙忙的用钳子捡。在这块地和天顶之间，四个怪物，穿得浑身雪白，脸上戴着罩子，只露出眼睛，包了橡皮手套的手高举在空中，轮着手指，太阳穴边淌着汗。
供给所有的灯光的马达，我们隐隐约约听得它的震动。耐压浸渍机重新装满了肚子，尖锐的怨叹声充塞了宇宙。小水汀管在打鼾，好似受到抚摩的家畜。这一切合成一种野蛮而声势浩大的音乐，在此忙乱的人似乎依着节拍，在举行一种宗教舞蹈，神秘而严肃的巴莱舞。
担架悄悄的滑到手术桌中间，如同独木舟划进了岛屿。外科器械，排列在雪白的衬布上，象橱窗里的首饰般放射光彩。矮小的马达加斯加入小心地搬动他们的重担，柔顺地依着命令停下，等待。细小而漆黑的脖子里，绕着皮带，手指抓着担架柄很紧张，象一批被人训练来扛抬偶像的猴子。两个长大而苍白的骑兵，头和脚一齐伸在担架外面。
在几个刻板的手势之下，伤兵给放上了桌子。
这时候，我和一个黑人的眼睛碰在一起，忽然觉得很难受。那种镇静、深沉的目光，象一个孩子的，象一条小狗的。他慢慢把脑袋从左面移到右面，打量周围一切奇怪的东西。深沉的眼珠，在人体修理工场中每件奇妙的机器上停留一下。毫无表情的眼神，格外令人不安。一时我竟愚蠢地想到：“他一定多么惊奇啊！”可是这无聊的念头很快就消灭了，只剩下一种排遣不开的羞愧。
四个马达加斯加人出去了，我松了一口气。伤兵似乎吓昏了，发呆了。护士在他们周围忙做一团，缚起他们的手，脚，用酒精摩擦。那些戴面具的人发号施令，用祭师般安详的姿势，在桌子四周活动。
“这里面谁是头儿呀？”我向一个人问。
他指给我看。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，坐在那里，举起戴了手套的手，对一个书记念着什么东西教他写下。
疲倦，眩目的亮光，连续的炮声，威镇一切的机器的声音，一切都使我象喝醉了酒，但是神志很清楚。我呆着不动，无数的念头狂风似的在脑子里打转。我周围的一切，全是为人造福的东西。这是文明对它自身的抗辩，对它自身的毁灭狂的弹劾；直要这全套复杂的配备，才能微乎其微的，消弭机械时代所产生的浩劫。我又想起那个野蛮人的神秘的目光，觉得怜悯、愤怒、厌恶、在我胸中搅成一片。
人家对我指说是头儿的那个家伙，念完了文件。他似乎在祭司式的姿态中发呆，想着什么。在他眼镜后面，一副美丽而严肃的目光燃着火焰，交融着清明、热烈、与悲哀的气息。他的脸被面罩遮住了嘴巴与胡子，几乎什么都看不见；但太阳穴边露出些年青的灰发，脑门上隆起一根大血管，表示他意志的紧张。
“伤兵睡熟了，”有人喃喃的说。
外科医生走近桌子。伤兵果然睡熟了；而我瞥见，这一个便是刚才坚决的说不愿上闷药的人。可怜虫竟不敢说一个不字。一装入齿轮，他立刻受了控制，听让机器大嚼，有如被变压机吞进去的铁块。并且，难道他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他好吗？既然所谓“好”就只有这么一点。
“伍长，”有人对我说，“不戴帽子是不能留在手术室里的。”
出去时我又对外科医生瞧了一眼。虽然穿着胸衣，戴着手套与面罩，运用一切身外的器械，但他对付工作的神气，在聚精会神之中仍可看出他的温情。
我打起精神想道：
“啊！啊！这一个究竟心中明白的。”
我回到待诊室，一股血腥与兽穴的味儿。一盏遮有布罩的灯，维持着一团黝黯的光。伤兵有的在呻吟，有的在低声闲话。
“哪个在讲坦克？”有一个叫道。“我，我就是在坦克里挂彩的。”
一片表示敬意的静默。埋在绷带里的人又说：
“咱们油缸破了，我两腿打断，脸也烧了。我么，我知道什么叫做坦克！”
他讲的时候音调有些异样，其中有人类的老禁卒——骄傲——在作怪。
正想要出去，我向一大堆担架后面的暗陬望了一下。两个黑人呆在那里。我以为他们在打盹，但是奇怪的很：他们背对着伤兵，一副阴沉淡漠的神气，象关在笼子里的猴子一样，各管各的体味着孤独。
我耸了耸肩，出去在黑暗中抽烟。世界显得糊涂，混乱，不幸，而我认为的确如此。
请你相信，先生，我用怜悯的口气讲到文明，是经过思索的，即使象无线电那样的发明，也不能使我改变意见。尤其可悲的是毫无办法。今后人类滚下去的山坡，决不能再爬上去。然而事情竟是这般无望吗？
文明，真正的文明，我是常常想的。照我的意见，那应该是齐声唱着烦曲的一个合唱队，应该是矗立在光秃的高岗上的一座白石雕像，那应该是会说，“大家相爱！”或“以德报怨！”的人。但两千年来，人们除了反复这些说话以外一无作为，显赫的使徒们，眼前的利害太多了，无暇再想到那一类崇高的事情。
所谓幸福，所谓善，大家都误会了。一般最慈悲的心灵也弄错了，因为他们太缺少静默与孤独。我仔细瞧过妖魔般的耐压浸渍机。我告诉你，实在文明并不在这架机器上，正如它并不在外科医生的雪亮的钳子上。文明并不在所有这些可怕的出品内，而倘使文明不是在人类的心坎里，那末！就没有地方可以找到文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