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，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至少要死得其所。我国不象中国，死人可以做国土的主宰，占的地位几乎比活人还多。在咱们国里，死要死得恰当，否则活人便会对你瞪着白眼说：“这尸首，教我们怎么办？这儿没有它的位置！”
一九一五年，我在X调节兵站当——可以说是一种实习生吧，每星期值班二三次。所谓值班是：人要在场，附带担任一些关于监督和报道的无聊事情。照例，这种守卫军官驻扎在一间阴沉沉的小屋子里，跟车灯间连在一块的偏屋。他无聊地呆在那儿，瞧着兵车驰过，装满了打过十个月仗的士兵，从这一个地狱开到另一个地狱，一路上直着喉陇唱，因为在打仗的时候，人只想眼前：一离开炮声，就无愁无虑的享受生活的乐趣了。
某星期六的夜晚，我躺在漂亮华丽的草垫上，那是我的小床，也是耗子的窠场。我一边觉得这些和善的小动物就在枕边两三寸的地方蹦跳，一边恍恍惚惚的听着调节站上的声音。那真是一个大站的声音：汽笛声，啯啯声，气喘声，转轴与起重机的呼叫，紧张的铁链的震动，扬旗的上落，远处车辆衔接的碰撞，但在这一切里面，还夹着行军的喧闹与节奏，一个支队开走的步伐，哨兵换班的吹号，发令声，钟声，以及一切表示武力控制了工业机构的声音。
我正在默想，伍长鲍那唐走进我的小房，明晃晃的炭精灯照得我睁不开眼。
“报告队长！”
“你说罢，鲍那唐。”
“一个军需运送兵，给十七号救护车压扁了……说是惨得很……”
“咱们走罢，伍长！”
两个勤务抬着担架等在外面。夜色清明，并没给站上苍白而发抖的电光扰乱。
“在野客店那旁，”鲍那唐说，“好一程路呢。”
野客店是许多轨道交叉的地方，大概在一哩半之外。我向站上的一个职员问明了路由，带着他们出发了。
在一个大站上，妙的是控制一切巨大活动的秩序，高于一切的、严格的秩序，外表竟是那样的杂乱无章。我们沿着无数的车辆走去。它们好似从开战起就忘在这儿的；竟可说是无用的废物，车毂瘫痪了，关节锈腐了；可是炭精灯偶尔射入一扇打开的车门，便突然照出横七竖八睡在草堆上的大兵，或者瞪着眼睛发呆的牲口。有些车辆改做了流动办公室，在柔和的保险灯光下，书记们埋在纸堆里办公：于是我们觉得，行政机构尽管象条大鼻涕虫，还是在铁道上执行它的统治，正如从炸得稀烂的战壕起，到庇莱南山麓最远的军服厂为止，都逃不出它的魔掌。有时在茫无边际的黑暗中，我们想从两节昏昏酣睡的火车间穿过；看不见一个人影，冷不防两列车动作起来，在匉匉訇訇的击撞声中接合了。再走了一程，又得停下，等救护车开过。说它们舒服才差得远呢，在我们面前开过的时候，送来一连串剧烈的咳呛，一阵顶讨厌的病房里的盐素味儿。此外，也有系在货车上的肥头胖耳的迫击炮，流动厨房，猜不透作什么用的机器，以及一切在暗中显得古怪的军用材料。圆顶的停车场冒着烟，里面停着机车，在惨淡的灯光下打喷嚏。教你回想起战前生活的，还有近郊火车运送着打吨的旅客，还有快车象一条带子似的，在纵横交错的轨道上飞过。总而言之，军事生活和平时生活乱哄哄的搅成一片。
终于到了野客店，无数的轨道、信号盘、调轨机、铁索的大枢纽。三个老职员在一间棚屋里，只穿了衬衣，拨动轴梗，举起杠杆。一切活动的力量都在这儿会合，受这三个人又镇静又老练的指挥。他们好象上一个时代的工头，经验代替了才具，店主出门交际的时候，便代行职务。
在各种喧闹声和轮轴声中，一个电报铃不慌不忙的响着。
“咱们是为那运输兵来的，”鲍那唐说。
“噢！可怜的家伙！他在那儿，在行军袋下面，还有四周围。”
我们进入尸身地带。我说“地带”，因为不幸的家伙压得四分五裂，好似播种时候的一把谷子。
“天哪！”一个白头发的职工说，“他从车厢里爬下来，也不向四下里望一眼。这冒失鬼！这儿跑来跑去的东西太多了，怎么好离开自己的位置，随便乱闯？”
死人的脸倒还完整，但是身体给六十辆火车辗过，从肩头到脚跟都粉碎了。我们四处捡到残余的东西，血淋淋的肉，七零八落的脏腑，我记得还找到一只手，手里紧抓着一块乳饼。死亡临头的时光，那家伙还在吃东西。
真不可思议，大衣倒还是好好的，遮着残破的肢体。我轻轻揭起，发见一份士兵证，写有他的姓：勒玛依欧。
“我看，”鲍那唐说，“咱们已经把他收拾齐了。”
半空中一盏电灯，晃晃悠悠的，把闪闪不定的光照着我们。
我决意抄近路，从“炮队”那边回去。那是一个好广大的区域，排满了军火列车。但走近轨道时，一个哨兵出现了：
“站住！口令！”
口令，咱们之中谁都不曾想到。那后备役的士兵横了枪，拦住去路，毫不通融。
“对不起，队长，请打别处走，这儿是警戒区。”
绕了一个大圈子，又是一个哨兵站在我们面前。
“口令？要过炮队，非口令不行！”
“朋友，咱们抬着一具尸首呢。”
我把行军袋揭开一角，露出那张青白的脸。在炭精灯下，在血污的乱衣堆里，赫然露出一块惨白的皮肤，印了刺花的字。哨兵吓得扯了扯脸，但仍不肯让步：
“队长，打大路走吧。这儿不行。”
我们重新闯进铁轨纵横的迷魂阵，讯号板格吱格吱的响，兵车轰轰的叫。有时，乏力的担架夫歇一歇脚，把舁床放在枕木旁边的石子堆上，往掌心里吐一口唾沫。长长的客车在我们身边掠过，明亮的车厢中，妇女们看书，怀中睡着美丽的孩子。
终于我望见了月台上的路灯。
“把尸首往哪儿送呢？”我问鲍那唐。
“不知道，队长。”
想了一会，我跑到慢车货房。那边有一间特别腾出来的屋子，凡是车站上排泄出来的东西都堆在那儿：无人认领的箱笼，没有职业的汉子，无主的家畜，没用的材料，必要时也好存放尸首。一个宪兵站在门口抽烟。
“队长，今天客满。都是北方来的难民，带了孩子和行李。”
我对手下的人鼓励了几句，决意投奔“单身房”。
“单身房”里挤满了归队的士兵，成堆的睡在草褥上。
“噢！你老人家明白得很，总不成把这个放在这些人旁边，”一个副官摇着头说。
他道歉似的补充道：
“替我想想罢，队长。我没有上峰的命令。没有命令，我怎好收下一个死尸呢？”
我拣着一块石头坐下。担架夫累得慌，抹着额角，提起“老酒”来。我瞧了瞧勒玛依欧那堆不成模样的东西，他倒满不在乎最后一番的磨折，象死神一般耐心的，等着他最后的归宿。
“你大概不大熟悉车站吧，”副官对我说。“有一个牢房，是替驻站的运送兵预备的。要是你愿意，我可以去瞧一瞧……”
他去了，我一边抽烟，一边望着美妙而温暖的夜景。外界的恬静，分明和士兵的骚乱表示一样的意思：“这讨厌鬼，带着那无用的死尸来干么？”一只虫停在稀疏的草里，忘形的发出尖锐的小声，仿佛认为整个世界是它的，为它而存在的。
副官从黑暗中探出头来。
“不巧得很：一个醉鬼关在那儿。他把牢房吐了一地，还在大吵大闹。”
“好！咱们见车站管理去，”我说。
车站管理睡觉了。他的副手在看画报。我刚把事由讲开，他就征求我的意见，在《幻想生活》的那些裸体女像中，挑哪几幅剪下来贴在墙上；看模样这份画报他是看上了瘾的。他看我始终神气索然，便说：
“至于这件倒楣事儿，真糟糕得很，医院在城的那一边呢。这时候你去不成。朋友，扔在随便哪节车厢里，待明儿再说吧。”
说完以后，那青年人觉得责任完了，重新把鼻子钉在图画上。
那时节，调节兵站上还没有现在那样，搭起木板和硬纸的大病房。车厢的主意，我根本不加考虑。把火车当做停尸场，半夜里带了我的死人开出去：成什么话！
我去看驻站的邮务员。他们在拣信，嘴里哼着小调：“我么，我就是倷倷丝啊……”他们的小屋里，连一头耗子都插不下，不用提，我的事他们是没法解决的。
从那边出来，我有些灰心了。真是，谁也不理会我的死人。我在肚里咕噜：“为什么，勒玛依欧，为什么你忽发奇想，死在这个没有死所的地方，死在这个谁都没功夫管你的时间？”心里尽管这么想，同时觉得我跟这具尸体究竟不无连带关系；它是一件无法处置的东西，大家讨厌，可是谁也丢不掉。
“把这个可怜的家伙抬到哪儿去呢？”鲍那唐问。
于是一个极简单的念头来了：
“跟我走！”
慢慢的，我们向车灯间回去。
“那儿也没有地方呀，队长。”
“别管，走就是。”
我教他们把担架抬进我的小屋子。
“得了！放在这儿，我的草垫旁边，你们去睡觉罢。”
他们出去的时候，诧异地摇摇头。屋里只剩下我和勒玛依欧了，我就在被褥上躺下。战争已经教会了我跟死人一起过活一起睡觉，我奇怪早没想到这极简单的办法。
我借着烛光，对这个丑恶的包裹，陪我过夜的同伴，望了老半天。还没有一点儿气味。我吹熄了洋烛，悠闲地胡思乱想起来。
担架上每秒钟滴下些东西，发出极细小的声音，一定是血水吧。好久好久，我数着血滴，心里老想着许多和时代一样阴惨的事情。响亮的汽笛，划破了黑暗的空间，我数到了几百滴，便沉沉睡熟了，象我的同伴一样，一个梦也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