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实说，我不抱怨那四天的监禁。我害了一场不亦乐乎的重伤风，因为得告诉你，军中的牢房不是一个舒服地方，但是它让我作了一番有益的，不无后果的考虑。四天监禁给了我偌大的恩惠和启示，还能嚷什么不公平？不，我决不抱憾到了四十六岁而尝一尝所谓铁窗风味。可是咱们把事情从头讲起罢。
那本性不坏而闹着膀胱病的伍长，跑来对我说：“蒲安先生，你判了四天监禁，”我听了又惊异又不敢相信。然而时间是早晨，伍长没有洗过膀胱之前从来不开玩笑。他又悲哀的接着说：“病房里应该有一个姓蒲安的人值班，他没有到。也许并不是你，可怜的蒲安先生，并不是你脱了这一班，但判了四天监禁的，确实是你。”
伍长说完了，我觉得胃里有些难受，脸上热辣辣的怪不舒服。直到开战最初几天为止，我的生活一向很安静，快乐；有些情绪我从没领教过。可是这一次我觉得自己的确是愤慨了，非常的愤慨了。
“伍长，”我说，“不可能的！前天我才值过担架班，要明天再轮到。昨夜的确不是我的班，我敢担保……”
我大概是气吁吁的，满面通红了，因为伍长又亲切又同情的望了我一会，说：“等一等，让我去看管理处的军官，”说完他走了。
我重新擦我的地板。在一个终身作数学研究的人，这是一件极辛苦的工作！但一九一四年九月，一片决心与牺牲的热忱，煽动了一切有心肝的法国人。我志愿入伍，想谦卑地、勇敢地为国效劳，竭尽我的力量；而人家需要的特别是我的体力，所以我便天天没命的擦地板。这天早上，我更加擦得如醉若狂，以致大颗的汗水弄污了我的作业。我觉得很累，但很满意：各用各的能力去灌溉他的家园，不是么？
伍长回来了，说：“蒲安先生，四天牢房的确是给你的，真是一桩混帐的事。新近来了一个志愿医生，跟你同姓，还不曾定官阶。但他总是军医，用不到熬夜的。那些永远搅不清的秘书，照样派了他夜班，缺席的便是这一班。你明白没有？于是三道金线的军官批了四天监禁。事务员对他说，他无权惩戒医生，医生对这件事也没有责任。不过布告牌上已经宣布，有一个姓蒲安的受惩戒，既然公布的就得执行，似乎要由你去补缺了……”
我手里正拿着一根棒，棒的一端插着一块蜡。我痴呆呆的，把东西掉在地上。四面都有回声的墙壁，老实不客气把我这件笨拙的举动强化了：拍的一声赛如一记巴掌。我真是懊恼万分。
“你亲自去见一趟军官吧，”伍长非常感动的说，不住的换着两腿。“我，此刻要去了，要签字去……”
他走了，这个好心的家伙提到签字，就是说他急于要小便，而这是一种非尊重不可的，也很痛苦的需要。
我把刷子和棒放过一边，向办公室走去，颤危危的手指扣起上衣的钮子，我是一个强作镇静的人，当时觉得很不容易控制自己。
我认得那个军官：一个亚尔萨斯老头，原先在区公所里养老而给战争拖出来的。平时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凶恶的人，甚至也不觉得他脾气坏。我希望能够把他说服，承认事实。
“啊！是你，蒲安？”他镇静地说。“你判了四天监禁。今天中午开始执行。”
“军官先生，”我说，“我实在是蒲安，雷翁·蒲安，而且……”
他打断了我的话头：
“名字不相干。公告牌上没有名，只有姓。你见了蒲安两字，就得照办。”
“军官先生，我值班的日子已经排定了两星期。我不曾注意到……”
好家伙站起身子，我才发见他身材矮小，矮得可笑。胡髭下面藏着一股怒气，他向我走来，说：
“判决了就得执行。所以！你得执行。你是干什么职业的？”
“数学教授，志愿兵。”
他聚精会神的又道：
“总不成因为你是志愿兵，就可以在这儿捣乱。象你这样有教育的人，应当做个好榜样，听我说，你得服从这四天的处分。”
“可是，军官先生……”
“应该服从，并且告诉你：在这样一个时候，敌人还在京城门口的时候，总不成由你来散布违反纪律的种子……”
“但是，军官先生，纪律……”
皱纹挨一挨二的刻划在他的脑门上和嘴巴四周。接着他用蛮横、深沉、忧郁的声音咕哝道：
“纪律！你才不知什么叫做纪律呢！你能够告诉我什么叫做纪律：……去罢，受你的惩戒去……”
看他说话时的姿势，我懂得我该走了。忽然一些可惊的字眼到了我的嘴边：
“军官先生，我要向主任医师控告……”
于是矮冬瓜把拳头往他的文件上乱捶，咆哮道：
“好！好！又来一套！有了这样的家伙，还想打胜仗！哼！出去，出去！”
他似乎气吁吁的，我一转身走入了甬道。一根水管在壁上半人高的地方漏水，柔和的浙沥声，似乎从世界创始以来就在那静寂中响着。
我踉踉跄跄回到我的办公室。
那时医院第三组的主治医师是白里伏纳先生。你知道，这位名医是个何等可爱可亲的人物。我的天，他说什么都用一副深信不疑的态度，而且我多爱看他的笑容，眼睛和光秃宽广的脑门，打起无数深刻的皱裥。
我进去的时候，白里伏纳先生正在办公室里，但这天他满着皱纹与气象壮严的脸上，没有一丝笑意。
“不行！不行！”他对助手们说，“杜弗兰纳是将官阶级，好罢！但是我，我是白里伏纳！”
对此坚决的声明，大家恭恭敬敬的不出一声。白里伏纳先生是闻名海外的人物。在帮助孩子出世这一门微妙的艺术中，他大名顶顶，多少公主命妇，把肚子里贵重的果实哼哼唧唧的卸落下来时，都曾经他的手。
我一心想着我的倒楣事儿，茫茫然在屋子里踱过去，一不留神，踩在白里伏纳先生脚上。
“小心啊，朋友，”这个素来客气的人物和善地说。
白里伏纳先生的礼貌，语气的温和，姿态的文雅，把我受伤的自尊心涂了一层止痛的香油。我怀着谦卑与感激的心，走到安放文件的屋角里，去消解胸中的气恼。我想：“这个家伙多有规矩，无论从哪方面看。”
慢慢的我定下神来，室内长官们的谈话，马上提高了我的兴趣。
这天大家等着军医总监杜弗兰纳来视察。这位了不起的人物，在军中所表现的热诚与威权，一方面受到极高的称誉，一方面也受到极严厉的批评。
白里伏纳先生脱下袖口上绣着金线银线的军服。
“给我一件胸衣，”他说。杜弗兰纳先生要下属穿了制服接待他，但我们的职业需要套上胸衣。
室内荡漾着一股轻微的反抗气息。白里伏纳先生的助手们嘀嘀咕咕，颇有讥讽，苦闷，嘘叱的意味。穿上胸衣，咱们的主任很满意的对自己瞧了一眼，说：
“第一我要穿着胸衣，光着头，去接待杜弗兰纳，如果他挑眼儿，说我不照规矩，那末我要让他明白，我是他的下属，也是他的对手。我一片赤诚为国服务，没有一点儿利害观念，所以我不愿人家跟我麻烦。我还希图什么呢？以后备军官而论，我已到了最高阶级，而我平时对社会的服务，也早已得到了我所能希望的一切荣誉。”
他讲着这些天公地道的说话时，来了普洛皮教授。高个子，暗黄色的头发，目光严重得近于麻痹。他说话总是大叫大嚷，用各式各种的惊叹词和单音夹在句子中间，把意义都改变了。他象野牛一般，没头没脑的插嘴道：
“嘿！人家对我说些什么？可是，可是，我才不理他呢，我……嘿！他明明知道，什么？我是保尔·普洛皮，我！而且是学士院会员，我！他明明知道……呕！我是学士院的；我，嘿，那东西……”
不错：普洛皮教授肯赏光合作，确是学士院的荣幸。他连连跺脚，把明晃晃的踢马刺震得铛啷啷的响，为了世界大战而从衣橱里翻出来的骑马装，上面那些辉煌灿烂的零件也大摇大动起来。他又道：
“杜弗兰纳，嘿！我一向对他很好；但不应该……什么！……不应该跟咱们捣蛋……嘿！”
机警的白里伏纳先生觉得题目扯远了，便那么轻轻一点，把荡在河心的小舟拉了回来。
“这不是人的问题，而是原则问题。咱们不象敌人那样，只晓得俯首帖耳的服从。”
这句概括的言论，把屋子里照着阳光的空气，突然染上了一点儿哲学味。所有的脸都变得郑重了，反抗的精神也显出理路分明、非常严肃的姿态。
我自从跟管理处的军官谈过话以后，有一个字眼老是在我脑中跳舞，我莫名其妙的念着，不安地把它的音节一个一个的分拆开来。
我忽而觉得这个字要说出来了，它成熟，膨胀，其大无比，快要溜出我的脑袋，溜到所有那些低声谈话的嘴边。
“要提出一种不受监督的权力，”白里伏纳先生说，“教法国人服服帖帖的接受，是办不到的。我毫不害臊的承认，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最不守纪律的，最独立不羁的。”
一个戴眼镜的、目光尖刻的青年，接上来说：
“威权有如酒精，是一种使人疯狂的毒物。”
“的的确确，”我们的主任说。“至于纪律……”
啊，我叹了一口安慰的气。来了，那个字终究来了。眼看它从我脑海中飘荡出去，觉得如释重负，同时又觉得惊奇。我万分感激的望着这位有名的产科医生。内心的得意使我忘记了军阶的卑微，胆敢对白里伏纳先生大大的做了一个赞成的姿势。但赞成的标记，即使出诸一个无名小卒，还是值得嘉纳的，所以白里伏纳先生顺便给了我一个微笑，在他胡须下面大量储藏着的微笑。
“纪律，”他说，“也许不是法国的德性。谢谢上帝，我们却有旁的德性足以补赏：譬如我们的批评精神，那么灵敏，那么犀利，那么微妙的批评精神，只此一项，我敢说，已经大大抵得上我们敌人的一切笨重迁执的优点。”
大家聚精会神，竟没有觉察戈贝医生的进来。被同事们煽动之下，这位好心肠的老人仿佛一张深秋的枯叶，被旋风剧烈摇曳，硬要从树枝上拉下似的。一方面，天生的害怕权势，一方面也多少喜欢闹事。他踌躇了一会。舆论的压力却不许他自由选择，他那张枯叶便飘飘荡荡的卷入了旋风。
“我们准备献纳我们的热血，倘若他们要求的话，”戈贝医生提出了这个原则，“可是该死！他们得客客气气的要求呀！”
“嘿！至少限度。表示敬意啊！”普洛皮教授咕噜道。“我是很守纪律的，我，只消……什么？哪……什么？我们要求敬意，就是这个啰！”
“你们知道没有，杜弗兰纳前天干的什么事？”一个俨然的人物这么说。他会巧妙地运用硬领和牙床，把胡须维持水平，装出一副怪壮严的姿态。“听我说……”
于是在众人的嘻笑声与争辩声中，他讲了最近的一桩小小的秘闻，那是由许多人的幻想罗织成功的；因为大家的幻想都闹讥荒，即使读了最光荣与最惨烈的战事公报，也不能厌足。
屋子里约摸有十五位官长。其中四五个是所谓科学界之王。战争给我独一无二的机会，接近这些优异的人物，老实说，听见他们在我面前这样坦白的交谈，我的确很激动。
早晨和管理员的谈话，大大的扰乱了我的心绪。数学替头脑养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习惯，喜欢讲秩序。不幸我是一个独身者，但我根据了我的趣味与职业，对家庭对社会抱着严肃而入情入理的态度。我知道有般大数学家可能幻想出没有三个角的三角，或者结果会相交的平行线等等……我没有能力在这个领域内追随他们，也许我太老了，不能再跟他们探险。有什么办法？我所知道的一些已经使我满意。瞧瞧我的藏书，翻翻我的讲义，永远感到一种纪律，令我宽慰。并且数学的修养给你逻辑。然而这天早上的遭遇竟不逻辑，换句话说，不准确。既然是秩序高于一切，怎么能硬要人家做一件不合逻辑的事？这一点，即使在战争把一切都推翻了的时代，我仍旧觉得是一种最可怕的混乱。
因此，当我听见一般奇才异能之士的言论，无意中替我的反抗作证的时候，我的快慰，近乎陶醉的快慰，你是想象得到的。我一边听着他们，一边颠头耸脑表示赞成，觉得有一种尖锐的、教人发抖的快感，其中有骄傲，也有莫名其妙的恐惧。
慢慢的，我发觉旁的情绪都给恐惧压倒了。我害怕我的理由太充分了，这些先生们不知道我的案由而对我表示的赞同，似乎太激昂了。口头上那么热烈的反抗纪律，使我又痛快又不安，几乎变成焦虑了。对大人物的敬畏使我不敢开口，但我在肚里再三求他们镇静，暗暗说道：“当心啊，当心！要镇静，诸位，要镇静！”
我正这样想的时候，忽而在喧哗声中听见召集的钟声，挂号间门口的钟声响了。于是屋子里顿时静默，异样的静默。
“报告院长，”伍长站在门口说，“军医总监先生的车已经到了大门口。”
“该死！”大家亲热地称做戈贝老头的说。
随后他不知不觉把军帽戴上，向门口走了一步。
“你往哪儿去？”普洛皮教授问，声音傲慢而又慌张。
“到阶前去迎接他哇，”那位好人回答。
“嘿！那儿另外有人呢。咱们尽可在办公室等。”
“你不想到，”戈贝先生说，“照例是……”
“因为，这好家伙，我么，你知道，我战前一向直呼其名的，叫他杜弗兰纳，”那位毛发黄黄的老头咕哝着。“而且我认为……是呀，那东西！”
“这是礼貌问题，”白里伏纳先生表示意见，“咱们到阶前去罢。再说，把军衣授给我。”
“你不想，亲爱的大师，留着你的胸衣不脱吗？”那个目光尖利的青年插嘴道。
“不错，但我怕受凉。把军帽一起给我罢：我不能光着头穿过园子。”
白里伏纳先生又转身对我说：
“朋友，请你拿了病由簿跟我来。”
他一边戴帽子一边又补上一句：
“受凉是犯不着的。”
敞开的窗子里，射进一道暖烘烘的阳光。我私忖白里伏纳先生绝对不用怕受凉。这样想着，我赶紧抓起了簿册。
各位长官在谈话声与靴子声中走下宽大的楼梯。
我觉得他们虽然谈得热闹，多少有些不安的成份。走到廊下，我听见白里伏纳先生对戈贝先生说：
“开战以来，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军医总监杜弗兰纳呢。”
他又接着说，相当严重地：
“凡尼哀，回到上面去瞧瞧，少尉们的病房有没有打扫过？刚才还有棉花屑撂在地下呢。”
“总不能为了这个，”普洛皮咕哝道，“让他跟我们麻烦，因为，是啊！我们就是这样的接待他！我们要告诉他，嗯？我们要把心中的话一齐告诉他。”
“凡是应该说的，我们都要说，”白里伏纳先生坚决地接口道。“我们要告诉他，医院里灯光不够，到处都漏自来水和煤气，饭菜还得……”
“我么，”戈贝老头羼言道，“我要毫无顾忌的要求，把我那部分的设备大大改动一下。”
快到大门口，普洛皮教授忽然做了一个气恼的手势，把一个穿着胸衣的助理员拉过一边，对他说：
“你，那里面，快快去穿上军服，象个样。”
军医总监的汽车刚在阶前停下。车门打开，好似一颗干果裂做两半，把果仁抛在柏油路上。
噢！了不得的人物！魁梧奇伟，四肢百体，无一不伟大。四方脸，真所谓威风凛凛的那种典型，深刻的线条，似乎给雕塑家的手指捏过一道又是一道；鼻子大概受到特别的琢磨，弯弯的，四周的肉都微微受到压迫。雪白硬挺的须眉，仿佛是老军人所独有的。他穿着老式的将官服装，象旧式的观念一样，是多少人舍不得丢掉的。宝星，勋章，丝绒带子，丝织胸饰，把他的胸脯装得那样的华丽夺目，教你想不到在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下面，还有什么肺，肌肉，骨头，跟一层满是灰色毛的老皮。
毛茸茸的眉毛底下，漏出一道凶猛的目光，咄咄逼人，还表示一种无可形容的骄傲。
四下里肃静无声，他缓缓的向前走来。
我早已预备受一下剧烈的刺激；但从那时起，一切的经过，在我的记忆中都象包了一种神秘的雾。
不约而同的，全场的人一致把身体摆成某种架式，行着军礼，跟乡下壮丁在军营里耐心学习的一般无二。
众人脸上有些极其微妙的抽搐。眼睛的火焰黯淡了，呆住了。威镇了千年、服从了千年的习惯，把血液循环、肌肉、灵魂，一下子都给麻痹了，冻结了。
微风过处，吹来一颗蓟实；看它在我鼻子前面飘浮，白白的，棉絮似的，估不出轻重的，我没来由地想到那种批评精神，那么灵敏、那么自由、那么微妙的……一阵旋风把它卷得不见了。一个满载花粉的大飞虫，嗡嗡的响着。
我呆在那里。过了半晌，那个白须方才决意吐出几个字：“诸位先生，好！”
然后开始检阅。病房中住满了玛纳一仗的伤兵。躺在那儿的青年人都已经跟战争照过面，不慌不忙的，认出它原来是吞噬人类的老妖魔。从那时起他们就讲着战争，永远的讲着，到了今日，三年的流血、痛苦、残忍，把他们屠杀、伤害、破坏过后，他们还在讲。
但当时谁也不理会这些感想，只忙着揭开被单，解开绷带，露出创口。大家心目中只有病人和伤口。
我等得心眼儿发痒的科学论战，似乎要开场了。我已经说过，其中有的是科学界之王。在这个领域内，他们的精神，我认为一定是非常独立的，尖锐的，甚至含有挑战意味。所以意想之中必有一番精彩的辩论。
杜弗兰纳先生弯下身子，检查一条被榴霰弹打了一个黑洞的大腿。
“里面你放的什么东西，普洛皮？”
普洛皮教授开始把他对这一类伤口的治疗方式，加以详细的解释。
“这个，”他说，“三十年来我一向放药线的，而且我曾经报告，那东西，报告医学学士院……什么？并且效果之好无出其右，因为……”
精彩的演讲到了这里，军医总监把铅笔在床边小几上冷冷的敲了一下：
“赶快，普洛皮，我的朋友，”他说，声音镇静而尖刻。
普洛皮微微一惊，嘟嘟嚷嚷的接下去说：
“三十年来我一直放药线的……”
“告诉你，普洛皮，这不行！以后再不能放药线了，是不是？”
杜弗兰纳转过背去检视旁边的伤兵。
我暗中觑着普洛皮教授的脸，相信这位可敬的学士院会员一定要跳起来了。等了这么久的科学论战，终于要在我面前爆发了，双方的思想，马上要象刀剑一样闪闪发光了。我屏住了气等着。
可是在庄严的静默中，学士院会员回答道：
“是，军医总监先生。”
我把大家的脸一个一个的瞧过去。我觉得挑战的讯号已经发出，一定有人来应战，象武士一般有礼而大胆。然而所有的眼睛都表示小心翼翼，惘然失措。普洛皮教授在总监身后走了几步，机械地再说一遍：
“是，军医总监先生。”
三十年的临诊与验经，象一道白光般化为乌有了。
杜弗兰纳先生庄严威武的把病床一张张的看过去：“你不应该把这个人开刀的，”他说，“还是多等一些时间的好。”在旁的地方，他又首肯道：“这种成绩才证明我们的大方家数。”批评得最多的，是老实不客气的说：“为什么你们不用我的器械，杜弗兰纳器械？我要你们在这里用。”
于是起来一阵喁语，一叠连声的赞成和诺言。对每句话，普洛皮教授总一字不错的回答说：“是，军医总监先生。”戈贝医生面孔通红，诚惶诚恐的表示赞成，简直象是道歉。
我留神白里伏纳先生；他很有规则的点头，很庄严的低声说：“的确如此，军医总监先生……”“一定的，军医总监先生……”而且这最后一句永远挂在所有的嘴边，拖在唯唯诺诺的一言半语后面，在结结巴巴的一片嘟嚷声中，念得象机械一般敏捷，以致所有的话，所有的回答，都有“军——总——先——”这一阵做礼拜式的声音作结束。
杜弗兰纳先生自鸣得意的抒情气氛，越来越高昂了，提到自己的成绩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话也越来越滔滔不竭。凡是他独有的方式与观念，他总想冠以“法国式的”，“我国的”，甚至“天才的”字眼。不过这种化主观为客观的努力，和谦虚究竟距离远了一些。
有一下，这位石像似的巨人，眼睛望着别处，身子向我直撞过来，那种威武的气势吓得我象遇到了火车头，赶紧闪过一旁，嘴里念出一句：“对不起，军医总监先生。”
我一向过着孤陋寡闻的教书生活，从没福分瞻仰到一个高级军人，恭聆他的训诲。我所接触的一般后备军人，只是客串性质。一个真正老军人的雄姿，我的认识只限于书本与幻想。如今看到并且听到这位穿军靴的大医生，我心里想：“这一个是货真价实的了！”我心旌摇摇，魂都没有了，但还想在这种心境内尽力搜索，找出一点儿什么可以恢复我的信心的，使我觉得安全的，我便时时刻刻的想到：“放肆！放肆！但有了这样的英雄好汉，区区胜利是十拿九稳的了！”
总监抓着一支自来水笔在壁上画满了图样。他用确切的公式，指示出以后大家应该怎么想，怎么做。对于他每句肯定的话，全场的人都异口同声的喊：“是，军——总——先——”
“你们，”他说，“应该记得第一是军人。披上了军服，你们就担了责任。方法必需一致，在这一点前面，科学的独立性应当屈膝。个人的经验应当向纪律低头。”
一听到这简单的命令，个人的经验便向纪律低头了。用全体一致的声音，世界上最不守纪律的民族回答道：
“是的，军医总监先生。”
那个戴眼镜的青年，站在我近旁，垂着手臂，眼睛注视着长官的刀鞘。我听见他在邻人的耳旁喃喃说出一句奇怪的话：
“时代变了，这个人物当令了。”
但邻人作了一个不耐烦的姿势，那青年便恭恭敬敬的站着不动了。
我也觉得他的话很不得体。但它使我从麻痹状态中醒来，竭力要把周围的难以置信的现象弄一个明白。
这现象发展到最紧张的阶段了。总监视察到一间作绷扎用的屋子。
“这间屋子，”他说，“面积很大，地位很好。那是一八九五年代，我负责整顿这座医院时下令改组的。不错，全院的情况都很令人满意。你没有什么要求吗，戈贝？”
戈贝医生涨红了脸，慌了一会，说道：
“绝对没有，军医总监先生。”
白里伏纳先生也被问到，他似乎寻思了一下，然后回答说没有什么需要改良的了。
轮到普洛皮教授时，他从迷惘中醒来，急急的呜嚷着：
“嘿，那东西，可是，一切都很好啊。军医总监先生。”
白里伏纳先生的一句话，忽然回到我头脑里。刚才他一边扣着胸衣的钮子，一边说：“我还希图什么？”的神气，我还清清楚楚的如在目前，跟他现在小心翼翼的脸与恭顺的态度对照之下，我不禁大为诧怪。我也望着他的那些同僚，毫无代价的就让步了，低首下心到那么彻底，唯恐不及，我望着他们，佩服到了万分，同时我也窥到了“纪律”这个字的真谛。可是理智的了解，往往受到低级的动作的亵渎，因为就在那时候，我忍俊不禁的真想笑出来。
杜弗兰纳先生在一间大病房中间站住了。五十名伤兵躺在那儿，有的低声讲话，有的断断续续的哼哪，有的神志昏迷。总监拍拍手，屋子里顿时肃静无声。世界上最不守纪律的民族停止了昏迷和呻吟。
“弟兄们，”他说，“政府派我，我，到你们大家跟前来，瞧瞧你们给照顾得怎么样。你们看，政府怎样的关切你们！”
屋子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，脑袋举起来，脖子探出来而一切胸中还剩一口气的人，齐声答道：
“谢谢您，将军！”
杜弗兰纳先生动身了。在他背后，世界上最不守纪律的民族，整整齐齐的走下直达花园的楼梯。
我永远跟在行列的末尾。
楼梯的阴影把我包裹了，在我发花的眼睛前面，各种颜色的问号舞动不已。一忽儿它们隐没了，我想象中看到一座大戏院，各种角儿在台上轮流出现，说出人家教好的话，然后去端端整整的站在一边，有的等会还得讲几句，有的轮到去跳舞，有的去背十字架，有的去死。在戏院的门楣上，刻着一个我认不清楚的字，但右边那个戴眼镜的青年一讲话，那个字忽然明晃晃的显了出来。他说：
“这是惯例如此，在人生所有的惯例中间，不过是一桩比较大一些的惯例而已。它很奇怪，但也不比硬要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把某个字放在某个地位的惯例更奇怪。”
大家到了花园。夏季将尽时的绿的、琥珀的光，赶走了我的梦。
总监把全体人马召集拢来，说道：
“你，戈贝，你有成绩，我向你道喜。我知道你听到这句话是怎样的高兴。”
对旁人也有赞许，也有责备。受到赞许的就有许多捧场的人簇拥着。受到埋怨的只有受到冷落与委屈。就在这情形中，我们过了一会看见普洛皮教授羞惭地独自溜开，好似一个放逐在壁角里的小学生。
白里伏纳先生亲手关上车门。正当车子发动时，敬礼的场面又来了一次：右手高举，左臂挂的笔直。
世界上最不守纪律的民族，在法定的架式中一动不动。
汽车呜的一声开走了。
“究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，”戈贝医生似乎从梦中突然惊醒了说。他又补上一句：“是的，究竟……”
“他很不错，”白里伏纳先生承认道。
在一群中间，我注意到那个胡须往前翘的人。刚才他的美须髯似乎垂向胸部，这时牙床熟练的扯动一下，又恢复了往前翘的姿势。他还说：
“固然，他很不错；但必要的时候，我照样会对他老老实实说出心里的话。”
“当然，”白里伏纳先生说，“永远不应该一味的服从，把思考的机能都放弃了。”
大家仿佛受了一种微妙的毒物麻醉，如今慢慢的醒过来。
清香的风在草地上溜达。我看见眼前飞过一颗癫狂的小蓟实，轻盈的，棉絮似的。白里伏纳先生用一个轻巧的手势，把它象苍蝇一般的抓住了，一边对它出神的估量，一边结束他的思想。
“在我们这儿，”他说，“纪律并不抹煞批评精神。”
的确，我看见批评精神回来了。
人已散尽。我呆呆的望着靴尖。沉重的病由簿挂在臂下，我努力想了解，了解……忽然一支手搭在我的肩上。
“哦！哦！还没进拘留所，你这家伙！好！好！”
面孔通红象中风似的，管理处的军官愤愤的瞪着我，眼睛深处有一种阴郁的恳求的表情。他又说：
“去控告罢。瞧就是！”
我抬起眼睛望着屋子的门面，高头有一座大钟。
然后，脚跟并在一处，把空着的右手举向军帽，我简单地回答道：
“军官先生，我不控告了。此刻是十二点欠五分。十二点正，准到拘留所。”
猛犬的脸整个儿松弛了。我看他简直象要向我道谢。但他只咕噜着说：
“好啊！”
他走开了。我忍着笑，走向拘留所。
余下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了：我在那儿过了四天四夜。时间是九月中旬。那时节，法国最优秀的士兵完成了一桩功业，使全国上下都叹了一口宽慰的气。在监房里，我也对他们热烈表示了一番微末的谢意。四天之内，我想到无数极古怪的念头；且待下次再讲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