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，朋友，战争并没把所有的人都改变。
你没有认识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吗？
他是那种所谓组织天才。譬如到一个地方，似乎一切很顺利，个个人自以为熟悉工作，努力想把它做好，那位对实际生活有特殊意识的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，却证明给你看：一切都不行。他立刻把每样东西换过地方，把每个人换过职司。他一边踱着，一边右手里抓紧着一根手杖，那是他的一种工具，可以任意挥舞，象击剑家或乐队指挥；他用这根恼怒的手杖在样样东西上点触一下，发起命令来象下冰雹。凡是由他的天才点化过的机关，总得化好几星期才能恢复正常的机能，跟从前一样的诸事顺利。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很有主意，糟就糟在这里。凡是有主意的巨头，决不承认一般凡夫俗子也会有。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最大的本领是：凡大家渴望发展的事情，他以为都是他出的主意。而且事情不一定有成效呢，因为这优秀人物一天要改变好几次念头，表示他得天独厚。这是一个脑子里常有旋风打转的人。又因他什么事都不能单独的干得象样，所以他从不拘泥的要顾虑什么行为与思想之间的关连。但这是一切高官厚爵的代价，而且除此以外，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是一位组织天才。
他喜欢数字。说公道话，他对数字的运用，的确又大胆，又有把握。他识得它们有一种深刻的意义，在你我这般没有数学头脑的人，是永远无从捉摸的。
我不过远远里难得见过他几面，当我有机会和他交谈的时候，——呃！这也许说得过分了些，既然我职位那样的卑微，——总之，那是当我有机会近身听见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说话，有机会拜领他一举一动之微所能给予人的教益的时候。
那是上年冬天大冷时期。半个月以来，刮着某一种东风，象法律一样的尖利，也象法律一样的教你无法可想。
那寒流，那东风，在前线造成了一连串火灾，象瘟疫一样到处蔓延。大家把小火炉塞得十足，几乎把它们胀破，有时营房便沾了炉子的光。火舌伸到外面，给风抓住了，搓呀捻呀，加以铺张，加以吹嘘，吹成一张满满的帆，这样我们便往往损失五六千法郎的木材，纸张，布帛，和各种材料。要是在德国人大炮射程以内，他们便送几颗炮弹来，好心替我们解解灾厄。有什么办法？要就打仗，要就不打。而倒楣的世界明明在打仗：毫无疑问。
我们这样的损失了好几座屋子和营房，幸而是独立的。事情给了我们警戒。忽然有一夜，一点钟光景，五二一号救护站上烧起一场大火，在离开我们三四里地的平原上。
我们套上木靴，跑出去眺望，远远里一大片奔跳飞跃的火，田里结了蓝色的冰，月光象河水一般给风吹起皱纹，被一九一五年代的老战壕割得四分五裂的、西比利亚式的风景上，映着火焰的反光。
想到那边所能发生的情形，我们心里很难过，可是不敢离开自己的集团。
理由是：三点钟左右，一队汽车在门口叫，送来从危险中抢出的一部分伤兵。
大家把他们抬下车子。可怜的家伙都很安静。有两个砍破了脑盖，一个瞎子，一个截去了大腿，一个打断了小腿，还有好几个伤势较轻的。在火里他们丢了全部的家私，就是说挂在病床上的那口大布袋，放着小刀，打火机，三四封旧信，和一段铅笔。我再说一遍：他们都是乖乖的，但是那模样真可怜，因为他们似乎在草褥上等过好久，在火焰中思忖着：“要是不马上来人，再过五分钟就完了。”
他们给放在床上，取暖：这也是他们最需要的。我记得那个断腿的人，带了一具塞满棉絮的器械，里面有些亮晶晶的小冰块。总而言之，一切都阴沉沉的，惨得很。
整夜忙着这些照料，到了早上，我们围着一锅咖啡闲扯。伤兵们迷迷糊糊的，营房里差不多温暖了。我们分发了棉花帽，毛线衣，一大杯滚烫的罐头牛奶，他们打着吨，似乎在想：“呃！一不过二，二不过三。已经逃出两次，要防第三次！”
这时候，朋友，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出场了。
我记不得为了什么事跑到外面，木靴踏着冰冻的泥土，忽然大路旁停下一辆华贵的汽车。车门砰的一声！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跳了出来，裹着一件贵重的皮大氅。
我心里想：“啊！好啊！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来安慰咱们那些可怜虫了。”
离开大路还有一百公尺，地下铺着空格的木栅教人眼花，我不顾一切的往前直冲，刚好赶到大门口，气吁吁的“立正”。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跺着脚叫道：
“怎么？竟没有一个人在我下车时迎接？”
“请原谅……总医官……”
“闭口！你看，明明一个人都没有！你们昨晚收容了五二一号的伤兵，晤？我亲自去察勘过火场，半夜里二点钟，不怕害肺炎的危险。这且不管：我要有人在这里，在我下车的时候迎接我。要是你不在，简直一个人都没有了。教我这大冷天等人，还象话？应当在这儿设一个常驻岗位。”
“是，总医……”
“闭口！你们收容了多少伤兵，昨天夜里？”
“十三个，总医官。固然……”
“且慢！十三！十三！”
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反复念着这个数目，似乎单为念给他自己听。显而易见，这个简单的数字在他脑中唤起各种深刻的思想。不知哪个该死的念头教我开起口来。
“不过要请你注意的是，总医……”
“闭口！”他愤愤的吆喝道。“十三！十三！”
我大为惶恐，赶紧缄默。不一会，拉维哀两腿飞也似的赶到；他也是瞧见了汽车而奔来的。到了还有四五步的地方，他突然停住，两只脚跟在铄铄作声的雪地里一碰，行礼。
“啊你，”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说，“来得不算太早了。你这儿收容了几个额外的伤兵？”
拉维哀绝望地望了我一眼。我对他伸出一只手，大张着手指，还没完全吓昏的拉维哀，马上回答说：
“五个，总医官……”
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一声咆哮，打断了他的话头。
“五个！五个！”他说。“那末，不是十三，而是五！”
我直跳起来，好似背后给戳了一针。
“可是请你注意，总医官，这不是……”
“闭口，”他这一次说的时候是用一种镇静而威严的口气了。“五！五？”
于是他反复不已的念着这个数字，神气壮严而慈祥，仿佛世界上的人虽然不懂数理哲学的奥妙的乐趣，他也并不气恼他们。
我们正在面面相觑很狼狈的时候，忽然听见格吱格吱的木靴声，善良的摩格先生来了，鼻子冻得通红，胡须僵直，按着呼吸的节拍，嘴里喷出一条细薄的雾。
“啊！到底来了！”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喊道。“到底你来了，摩格先生。告诉我，你们营房里此刻究竟有多少人？”
摩格先生似乎沉思了一会，出神地回答道。
“二十八个，总医官。”
这一次，班里哀·朗格拉特先生笑了，笑得很失意，很悲苦。
“唔！唔！既不是十三，也不是五，而是二十八！二十八！我本来在怀疑呢。”
“可是，总医官……”我们异口同声的叫起来，用着慌乱的声音。
他从皮大氅中伸出一只手来，一条不折不扣的铁腕。
“闭口，你们，你们不会明白的。二十八！”
我们彼此瞪着，发呆了。班里哀一朗格拉特先生幽思冥想，飘进了云端，来回踱着，反复念着：“二十八！二十八！”
我留意到他讲话的音色，颇有乡下人爱说笑的意味。他老半天的念着“二十八！二十八！”先是摇晃着脑袋，继而是越来越高兴的样子。我很觉得：数字在他的嘴巴里，并没象在你我的嘴巴里同样的意义。
终于，他突然用一种傲岸不可一世的礼貌，向我们行礼：
“再见，诸位！二十八！二十八！”
然后他走向汽车，搓着手，象一个人获得了最高的真理似的，不胜狂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