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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人之初,性本善

小庆春渐渐长大了,全家勒紧裤带,从牙缝里挤出钱供他上了“私塾”。

从此他也开始背起了“人之初,性本善,性相近,习相远……”。“赵钱孙李,周吴郑王……”

那时的先生教书,不求学生懂,只求会唸,会背,会模仿填词作诗。若问先生这有什么道理?先生就会据经引典,摇头晃脑地说:“诗读百遍,词意自现。王勃少年,便有'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'曹子建七步唸出'本自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'此乃熟读之后功力深厚。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,背吧,背吧。”

不管怎么说,先生的“教诲”和板子,确实使庆春扫下了厚实的汉语根基。

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清朝颁布诏书,废除了多年的科举制度。想靠着科举连登黄甲,平步青云的幻影破灭了。就连西太后也看出了秀才,举人的无能,迫不得已,开始了“维新”的尝试。

八岁那年,庆春考进了西直门大街路北的市立高井胡同第二两等小学堂。毕竟是有“私塾底子”,居然一考就考上了三年级。不久,他又转入南草厂胡同的市立第十四小学堂(现在可是西城职工业余大学了)。

庆春不喜欢洋学堂里的算术、绘画,只对国文极感兴趣。他背得许多古诗古文,又写得一手好文章,常常挥洒自如,笔底生风。

转学之后庆春认识了一帮新朋友,八、九岁的孩子,正是贪玩的年纪。

一天,他和同学煜年相约,考完作文一起去放风筝,恰好这天作文的题目就是《说纸鸢》。庆春三下五除二写完作文,凑到正苦思冥想,不知如何下笔的煜年身边,悄悄地说:“煜年,我给你起个头吧,快点交卷,咱们好去放风筝。”几分钟后,煜年顺利地交了卷。两人跑出教室,美美地玩了一通。

那半空中随风沉浮的风筝,愰如一只海鸟,在云海里游弋。时而风平云住,它又犹如一只在碧空中滑行的鹞鹰。这情景使这对小伙伴陶醉了。如果说作业是学生的敌人,那么在八九岁的孩子心里,游戏、玩耍便是欢乐,是幻想、是希望,是一切。

几天之后,先生开始讲评作文。他把煜年的那篇拿出来大加夸赞:“破题得体,先获吾心。”讲到高兴之处,禁不住高声朗读起来,“纸鸢之为物,起风而畏雨;以纸为衣,以竹为骨,以线牵之,飘扬空中。”看见先生这样,煜年和庆春四目相勾,偷偷笑起来。不想被先生拿住。煜年只好从实招来。

先生听后,非但没恼,反倒拈髯良久,点头赞叹,声言:“我在北直隶(北京)教书多年,庆春文章奇才奇思,时至今日,诸生作文无有出其右者。”

这位先生几乎是第一个发现舒庆春文学天分的伯乐。谁能说,二十年以后,当舒庆春远在异邦的土地上冒然拿起笔来,去写《老张的哲学》,这勇气和当年老师的夸赞没有一点关系呢?

在庆春放风筝,考场作弊的功夫,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光绪“驾崩”,太后归天,三岁娃娃溥仪登了基。广州城乒乒乓乓闹了场革命,战死了七十二条好汉。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依然照旧,没有一丝风吹进来,也没有一滴水溢出去。皇上“驾崩”,太后归天,广州战乱,都丝毫没有打乱京城百姓周而复始的生活,顺民们在那幼小的龙种率领下,继续走着昨天的路。

三哥要娶媳妇了,这可是个打光棍的年月,不是因为别的,就是因为穷人太多。姑娘家全都惦着攀高枝,没有那个黄花闰女乐意嫁到穷家小户。但要强的母亲硬是给三哥拉成了一门亲,对象就是在土城黄亭子开茶馆的庆春表舅家的闺女。表舅为人通达,说话也地道:我不图别的,就图你们舒家名声好,名声清白。这件事给小庆春印象很深,在以后的生涯里,他总是把名声看得很重,半点不肯含糊。也许也正是这一点铸成了他日后的悲剧。

三哥的亲事定下来了,再沾亲带故也得动钱啊。不拍出四十、五十的,一场婚事怎么也过不去。表舅把小庆春找了去,前后左右的利害一说,然后把他和母亲的意见端出来:把舒家祖坟地先典出去,办完了婚事,再慢慢赎。

表舅对他说,找他来就是为了立个文书,因为舒家识文嚼字的就他一个了。

而且这类事只有男人才能主事。话都说到了,庆春也明白了。万般无奈,写呗,八个大字:“钱无利息,地无租价。”六十块钱,一手交钱,一手交地。

钱到手了,三哥可以娶媳妇了。

穷人啊,为了生活,能典的全都典出去了。老舒家的祖坟典了出去,嫂子娶过来了。

不久,三姐也出嫁了,母亲又少了一个好帮手。庆春的姑妈,那位叼着长烟袋锅子的老太太也被这日子磨得没了耐性,腿一蹬,随着她死去的男人去了。偌大个家族,只剩下母亲和庆春俩人。母亲闲下来,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庆春住在学堂里,不能常回家,母亲一咬牙也到小学堂里当了工友。

真是个咬牙的年月啊。几年生活的磨难,使母亲头上过早地镀上了白霜,寂寞和孤单又使她脸上平添了许多纹路。母亲越发老了。

在孩童的矇憧世界里,母亲是圣洁的。一切善良的因子,好像都是从母体中悄悄传给孩子的。据说,胎儿悬浮在羊水里,和母亲使着同一个心脏,但分婴儿有哪儿不舒服,母亲头一个知道。家里就剩下母亲和庆春时,母子俩开始相依为命。十几岁的孩子,难得像庆春那样懂事。他懂得自己该做什么,不做什么,从不给母亲添麻烦。旗人的后代大多爱玩鸽子、弄鸟,可他从不沾边。

他也有自己的乐趣,他爱读书,可他又并非什么书都爱读。他说:“自幼我就学会逃学楞挨板子,也不肯说我爱'三字经'和'百家姓'。”

除了读书以外,庆春就是爱去个小茶馆听听说书的,上天桥看个“噌儿戏”。那时的茶馆大多都捐带两个说书的撑撑门面。说书的可也真不易。全本连台的“施公案”“彭公案”“杨家将”,硬是从小跟着师付一字一句背下来的。说书人混饭吃的有两件宝:一张“说破天”的铁嘴,一付“跑不断”的铁腿。无论啥场合,无论听众是三俩人还是千儿八百,只要一开讲,就不打磕巴儿,不眨眼,一气说上几个小时。而且还要把的住,火候一到,见好就收,断然打住。冲着四方一作揖:“各位三老四少、兄弟……有钱的帮钱,没钱的帮脸,兄弟谢谢诸位了。”这一套收拾利索,拔腿就撩,奔下一个书场。那年头这些穷艺人哪有表,全凭肚里掐点。无论奔得多急多远,一到地方,不咳不喘不气短,照样、、一通天上、地下的开聊。这功夫就要全仗一双铁腿了。小庆春像个小尾巴似的,跟在这些街头艺人屁股后头,也练就了一双小铁脚。他跑熟了北京城的大小茶馆,听了、看了一肚子的典故和故事。对“北京松人“那一套处世哲学有了进一步了解,什么见人下菜碟,见了松人拢不住火,有便宜不占王八旦,树叶掉下来砸别人脑袋……北京人爱起哄,爱瞧热闹,哪儿有个吵架拌嘴的事,不消俩分钟就会聚了一帮子敲锣边的,只要一扎堆,过路人必然就有伸脖子瞪眼上来就掺和的,也不管是个什么事。北京人打架也是一绝--天桥的把式,金是嘴活。说出那话能把人吓死,可就是不动手。

北京人也有豪爽的一面,在赌场、地摊、鸽子市、鸟市、酒馆、茶座,不难听见这样的话:“谁把谁坑了,那得说人家能耐,谁被谁坑了,谁自认是傻蛋。”这条“公理”乍一听恶得厉害。事后一咂摸,也有道理。那年月,赌场无父子,买卖无兄弟,见钱眼开,六亲不认,哥们儿之间,两胁插筷子……。少年时代这段经历,给庆春打下了扎实的生活基础。

舒庆春能成为几百万“北京松人”中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,和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,他曾说过,母亲是个“宁肯挨饿,也不肯求人的,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……”

上小学时,庆春家确经常挨饿,逢到中午放学回家,庆春听到母亲充满内疚的回答:“今儿中午没饭了。”他总是扭头就走,不说二话。他已懂得自己不是孩子了,虽然那年小庆春还不满十二岁。他不愿意让母亲看见自己挨饿的样子,不愿意注视母亲那双痛苦的眼睛,更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他没有吃饭,下午上课时,他总是那样精神饱满。小小年纪,他已经有了很强的自尊心。

庆春满十二岁生日那年,武昌兵变,革命党革命成功。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,各省纷纷举义旗响应。大清王朗--满族人的天下,倾刻间变成了共和国。辫子绞了,龙旗换了,不满光绪皇帝、抓过康有为、梁启超的肉头袁世凯。清朝的皇帝仍住在故宫紫禁城,共和国大总统住进了中南海。轰轰烈烈,乱七八糟,真是个闹事的大杂烩年代。北京人新鲜劲一过,又回头各干各的了,谁当政,老百姓还是过的苦日子。茶余饭后的谈料又从“国事”变成了柴米油盐、仁瓜俩枣,不断飞涨的行情。

清朝完蛋了,宣统变成了民国,汉人当政了,旗人下野了,变成了遗老遗少。这一切并没使庆春的家境有什么改变。十三岁上,庆春考进了八旗子弟中学堂(现在的北京三中),学堂设在祖家街明末名将祖大寿的家庙里。

三进大院,一式大瓦房,窗明几净。这里虽说都是清一色的在旗子弟,却贫富不一。像庆春这样的穷学生没几个,唯一可以让庆春可以庆幸的是,他小学时的同窗好友罗常培也考进了这所中学堂。这俩个打看“噌儿戏”时就“有难同当,有福同享”的小哥们又在一起了。

后来成为语言学专家的罗常培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“……一个小秃儿,天生洒脱,豪放、有劲,把力量蕴藏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。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,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。”罗先生对朋友总是够意思,时不时“白乎”几句。说到自己:“一个歪毛,生来拘谨,腼腆,怯懦,计较表面毁誉,受了欺负就会哭,……”他这是在自我揶揄了。

歪毛和小秃儿最大乐趣就是逛天桥了,只要得空,他们就一头扎在那里。

旧北京,没去过天桥,就算不得地道北京人。提起北京城,没有人不知道天桥的。

打元朝那会儿,天桥就已经是个市肆,原本有东西两个河道,遍植荷花。

词云:“莫道斜街风物好,到此处便魂销”(元人《天桥词》)常有文人骚客登酒楼而赋诗。黄仲则,张船山名扬天下,天桥则是令他们心醉的去处。

据传诗人朱彝尊著《日下旧闻》,历经数年,便是在天桥酒楼上完成的。足见天桥不光有市饼(饮食小吃),日昃市(晚市),穷汉市(专卖便宜物品),杂耍、地摊,伸胳膊弄腿的。还不乏汉魏、唐宋之遗风。到了民国,庆春、常培这一辈,天桥更热闹了。唱戏的,耍猴的,拉洋片的,卖卤煮火烧的,卖爆肚的比比皆是。

庆春、常培一到天桥,先一头扎进杂耍场子。随着紧锣密鼓拉开了场子,班主上来了。那段开场白小哥俩早背熟了。不外乎:“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,四海之内皆兄弟,诸位能赏光站个场,兄弟就感恩不尽了。”接着叮咣五四耍两下子,决不会多,就两下子。又吆喝上了:“光说不练假把式,光练不说傻把式,又说又练真把式。”咣、咣、咣、咣,瞧那架式,马上就要玩真格的了。不然,他又站在那儿说开了,你也闹不清他有多大道道。左等不练,右等不练,站在那儿唾沫星子四溅的胡啃。明眼人知道,这是抻着呢!要钱!几个大子甩下去,乒乓五四好歹练上一通,没半袋烟功夫,鼓息锣停。耍手艺的人把金灿灿的小锣一翻个儿,嘴里又开始吆喝。没别的,还是要钱。

趁着小铜锣翻个的当儿,庆春和常培眉毛一歪,出来了。转身又钻进了戏园子。这里是名优俞振庭约女伶孙一清合演成班大戏,虽比不上东安市场的吉祥,前门外广和楼,大栅栏广德楼富连成科班的气派,却也玩的是全本连台,文武全活。小哥俩混进来,先听一段“苏三起解”,又来段“水漫金山。”日子长了,庆春也会哼上俩句什么西皮、二黄之类,打上半套夹生的拳脚。祖辈们这种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艺术熏陶,牢牢地铸进了庆春的大脑里。

日后,他把这些丰富生活写进了《断魂枪》《鼓书艺人》。

数年之后,他到英伦之岛喝了那样多的洋墨水,但他仍深爱着天桥,家乡的风土人情,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土老帽”作家。他的笔始终向着下层社会的小人物。

废了清朝,兴了民国,祖宗的月份牌也被改用了阳历。春节不让过了,向格林威治看齐,中国人开始过元旦、新年了。可老百姓却根本不尿这个小年,照样按着老章程办事,只把旧历春节当做正宗。也许是众意难犯,中国人开始有了两个年节。这年的阴历除夕,学校规定学生一律返校,以响应政府的“新政”。

要过年了,老舒家的墙上并没有挂上往年必然悬在墙上的《王羲之换鹅》图。姑妈死了,哥哥在外地当差,家里只剩下相坐无言的庆春母子。看着母亲孤伶伶的样子,庆春几次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。默默地吃过了晚饭,儿子终于把要返校的事告诉了母亲。母亲什么话也没说,她懂得小儿子心里想的是什么,她站起身,把儿子送到院门口,掏出几个铜子塞到庆春手上:“小子,拿着。过年买点啥。”半晌她又挤出一句:“早去早回啊。”

庆春来到了街上。这里的热闹景象并不次于往年,走亲串友的人们,不绝于耳的爆竹声,夜市小贩的叫卖声……。这一切庆春似乎都没有看见、听见。他抬起头,看着夜空中清晰可见的寒星冷月,心里说:“母亲,我一定要挣钱养活您,再不让您去洗衣补袜,再不让您挑家庭这个沉重的担子,再不让……”他觉得他长大了,他发誓要分些家庭负担。

学监象是了解学生的心情似的,看见庆春后,他象对所有返校的学生一样重复着说:“回去吧,你们回去吧,过年,回家过个团圆年吧,”看着学监慈祥的笑容,庆春心里的冰团融释了。他忘记了说一声谢谢,也忘记了说一句拜年的话,转身就跑。这时他心里只惦记着,大年三十在家独坐的母亲。

他连跑带颠地奔回家时,母亲正对着一枝红烛发楞呢。看见老儿子回来,她脸上露出了笑容,心里踏实了。生活的磨炼使母亲成了一个性格刚强、感情很少外露的人。她没有像有的母亲那样一把将小儿子揽在怀里,说上一些酸楚楚永世难忘的话。而是拿出一个纸包,说:“我给你买了一包杂拌儿,刚才一忙,也忘了给你,你拿去吃吧。过年了,你也上街去玩玩吧。”说完,她老人家站起身,去里屋睡觉了。

庆春没有去吃那包杂拌,也没有心思去找伙伴们玩耍,他站起来走到院门口,看着张灯结彩、忙忙碌碌的街坊四邻,心里充满了一些成年人才会有的感慨……

街上闹成一片,穿着新衣服放“麻雷子“崩”二踢脚”的,三朋四友凑在一起把麻将牌推得山响的。喝酒猜拳,叫声不绝的。合家老小守夜包饺子,热热闹闹地把“灶王爷”从天宫迎回来的。街头巷尾,屋里房外,热热乎乎说着贴心话的。逛夜市、赶灯会、上戏园子、卖小吃的人们,穿着花花绿绿的大姑娘,小媳妇,坐在床头筹划着明儿一早是先去拜年,还是去逛厂甸或是东安市场,是先上孩子他大爷家,还是先去闺女她婆婆家,这可是个细致事,弄不好三亲六故八大姨里就有蹦出来挑理的。闹上一口老酒,塞上一肚子老肉,舒展舒展累了一年的筋骨,痛痛快快闷上一觉的……千家万户,大街小巷,各色人等大过年时的各种景象,庆春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毫不相干,他只想着一件事:要自立,要做个自食其力的人,不能再让母亲终日操劳来养活自己了。

大年三十,正当人们欢度除夕,举家同庆,闹夜熬霄的时候,庆春带着满肚子心事上床了,他要睡了。他着了一眼里屋垂下的门帘,他的老母亲睡在那里……,他悄悄地吹熄了灯,钻进了被窝。

大年刚过,在祖家街中学堂只上了半年学的庆春,背着母亲,偷偷地考上了在端王府夹道的北京师范学校。这是道地的洋学堂,在当时算是“舶来品”了。一般在旗的子弟很少投考这种学校,他们认为:要说吃的,用的,穿的东西,也许是洋人的好。可要说学问。那还是祖宗留下来的好。庆春不管这一套,他看中师范只有一条,就是学费、伙食、宿处、书籍,还有制服,一律由学校提供。庆春心里想:我现在还没有能力瞻养老母,但是我再不能给她老人家添累赘了。他没想到考上以后,他又坐了一回腊。学校要预先交十元钱保证金。十元钱,不多,一般的小康之家过年耍一把牌也得输这个数。

有钱人家小姐、少爷出趟门,转一小圈,光雇轿子钱,这个数都打不住。可对一个寅吃卯粮的困苦人家,这就意味着要砸锅卖铁,要当点啥。庆春怯生生地跑回家,把这事和母亲说了。老儿子的这点“心眼儿”,当娘的早就知道。可家里该典当的东西早就押出去了,还有什么可以换现钱的呢?最后母亲眼光落在了两口木箱子上。这是嫂子结婚时带过来的嫁妆,当时做价是五十块钱,母亲一咬牙,十块钱就把它交给了打小鼓的。钱到手了,救了儿子的大急。庆春后来成了个“大作家”,母亲一回忆起这段事,就觉得这箱子卖的不亏!

师范念上了,庆春深知这些来之不易,不敢有半点松懈。孩提时代的那点玩兴,都让他揉进了书本里。他刻苦读书,勤奋学习,各科功课成绩卓著,尤以“国文”遥遥领先。校长方还发现了这头“羊群里的骆驼。”对他的丈才大加赏识,亲自来教庆春做诗填词,庆春果然心有灵犀,仿着陆放翁、吴梅村诌了几首歪诗,居然也颇有些味道。不过后来他真正开始写作生涯,倒是很少写旧体诗。因为他到底是写小说的。

庆春在师范上学的四年,中国的政治形势就象一盘咖喱豆腐,黑白交杂,怪诞而麻辣。

皇上和大总统住着邻居,有来有在,毫不见外。皇上对大总统称朕,总统见皇上称臣,虽说已是“新政”,一切还是老规矩。然而皇上到底没了权,只是个架子。可中国到什么时候总有这么一帮铁杆顺民,每天进宫来晋见“架子”。这些“遗老”、“遗少”,三拜九叩照行不误,万寿无疆不绝于口。

大总统虽然视而不见、闻而不听,装聋做哑。暗地里受的刺激也不小。一心只揣摸着什么时候能蟒袍加身,对这“架子”取而代之,过一回皇帝瘾。

当官的心里一犯嘀咕,老百姓就倒了楣,政局的不稳定造成了遍野饥民啼号,尸骨横陈。

庆春倒是因为这变幻不定的政局,越发对“时事”关心起来。血气方刚的性格和年青的锐气使他常到宣讲所与人辩论,对时局发表演说。别看他小小年纪,辩论时却总能占上风,压倒对手。一来是因为他语言生动幽默,常叫人捧腹大笑。二来,他平日并不多语,乍看上去,貌无惊人之处,想必呢,才也就无横溢之患。结果,错了!自是他一开口,滔滔不绝,一泻千里,且音抑顿挫,妙语横生,上至三皇五帝,下至黎民百姓,左有希腊罗马,右是黄河长江,博证旁引,据经引典,既雄辩且固执,一般的对手,一上来就被他的气势击垮了。

四年之后,庆春以其名列前茅的成绩,品学兼优的秉性,更加上“恩师”推崇,十七岁的舒庆春居然一毕业便做了东城交道口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。

十七岁啊!他却要去做校长了,在那并不讲究老、中、青结合,培养新生力量的年代,在那等级森严,论资排辈的年头,十七岁,舒庆春跨出了令所有同辈人侧目的一步。

那一天晚上回到家中,娘俩兴奋的一夜没合眼。在母亲面前,庆春总是变得笨嘴拙舌,他颠来倒去的对母亲就说出了一句话:“妈,以后,您可以歇一歇了。”

不知是心酸,还是心疼,是幸福,还是自豪,母亲落下一串串眼泪。

这一夜,静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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